掬花在瓶中风月无限好

本文转自：银川日报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胆瓶，此瓶又可称一枝瓶，专用于插花。

沈阳故宫藏明代陈老莲《闲话宫事图》，图中百汲破瓷瓶中插梅花一枝。

插时鲜之花于瓷瓶之中，是明清文人较普遍的风雅爱好。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清代女画家范雪仪的《吮笔敲诗图》，描绘一女子衣饰华丽，相貌姣美，正吮笔睨目坐于案前，作搜肠刮肚般的凝思，案上除笔墨纸砚外，最为醒目的就是美人觚及觚中一株散着幽香的丹桂。浙江省博物馆藏汪汉的《九歌图》，图中矮案上彝器杂陈，但最突出的也是插花的美人觚。当然，明清插花之瓶器，不只有美人觚一类。其时，明人对瓶中插花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性认知。高溓著《瓶花三说》、张谦德著《瓶花谱》、袁宏道著《瓶史》等，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瓶与花的奥妙关系，至今仍为花艺的经典著作。

宋元是瓷瓶插花十分风靡的时代

北宋温革《琐碎录》说：“冬间花瓶多冻破，以炉灰置瓶底下，则不冻，或用硫磺置瓶内亦得。”在此，温革较早地提出了“花瓶”的概念。并且，这里所称之花瓶指的是冬天易冻破的瓷瓶。宋时插花的瓷瓶种类十分丰富。不仅胆瓶、蓍草瓶、观音瓶、贯耳瓶等是插花良器，包括装酒的玉壶春瓶、梅瓶都常常用来插花。梅瓶一词之由来即因插梅花而起。此外，长颈、鼓腹、花口样的各式瓶及侈口较大者，除作赏瓶和插花外，更无其他用途。

宋人爱梅，冬天插梅花最为文人所好。杨万里《诚斋集》写道：“何人双赠水精瓶，梅花数枝瓶底生，瘦枝尚带折痕在，隔瓶照见透骨明，大枝开尽花如雪，小枝未开更清绝，争从瓶口迸出来，其奈堪看不堪掇。”将梅花在瓶中的俏然姿容描绘得生机一片，宋人好梅之深由此可见。当然，更有插牡丹的，一定是在春天。宋袁甫《蒙斋集》见牡丹呈诸友：“重游正值春三月，圆丁折得数般来，旋买瓷瓶谩成列，殷红照日更嫣然，轻素含风玉色鲜，中有杨妃曾一捻。”为插牡丹，而专买瓷瓶，可见爱牡丹之心诚。有插莲花和兰花的。河南义马狂口村金代砖雕壁画墓见有一瓜棱花口瓶，瓶中置红莲一束，十分惹眼。陕西甘泉柳河渠湾金代壁画墓中有一美妙少妇，绾发宽衣，手托盛盘，盘中有瓜棱形花口瓶，瓶中兰花一枝，幽香跃然欲出。有插茱萸和紫薇的。仍是杨万里《诚斋集》有“白泥红印三十瓶，瓷瓶浅染茱萸紫”及“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之诗句。另外还有插竹子、柔柳、芭蕉等物的，均据环境、爱好和节气而定。

与花的缠绵才有了插花的风雅与深刻

唐时亦有瓷瓶插花的零星记录。武宗元《朝元仙丈图》中弥逻玉女手中托一侈口束颈鼓腹瓷瓶，瓶中插着一朵盛开的莲花，分外醒目。故宫卢楞伽《六尊者像册》中，一尊者前的竹编花几之上圆口罐中，两朵大大的牡丹花正当盛开。瓷瓶插花最早的清晰记载见于《南史》卷四十四《齐武帝诸子》：“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与此相印证的是：南朝梁萧景墓神道柱及湖北襄阳西贾家冲佛者双手奉瓶花的刻画像，以及河南龙门莲花洞、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插莲花的胆形瓶。

用瓷瓶插花的历史不算太长，但人们爱花、赏花、摘花以装饰自我和环境的行为，十分久远。早期人类遗存的与花儿相关的实物，可谓少之又少，较之几何图形甚至动物类造型的遗物难及十分之一。但极少量的相关文物，仍然为我们认识原始先民与花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线索。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花瓣纹盆，所绘花瓣十分自然、灵动，是早期人与花关系的实证。相似的花瓣造型延续至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罐、彩陶盆装饰上，画工更加细腻、唯美，色彩也更加鲜明、丰富，其实物可见于南京博物院、山东省考古所等处的收藏。虽然《诗经》《楚辞》有关摘花、插花的记述比人类最早的实际行为可能会晚，但总还可以从中品出古人与花的缠绵情结。由“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等诗句可知，人类赠花以“示美”的历史早于“折花门前剧”，也早于霸陵送别。

当然，最能把花赋予深刻文化精神和无限寄托的是至今英魂贯长空的屈原。“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成就了《离骚》之悲，为千古以来文学与花的凄美绝唱。因此，才有了唐宋以后中国文人惜花、爱花，寄花于情的种种故事，更有了瓷瓶中插花的风雅与深刻。

据《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