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达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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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祭祀场景十分普遍，前八十回中举凡“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第十三至十五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第四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第五十三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第五十八回）、“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六十三回）、黛玉七月瓜果祭（第六十四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第七十五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七十八回）等，如果将祭与葬的对象拓展到自然界的物象上，那么小说第二十七回的“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也可以纳入到祭祀场景中加以考察。

孙温绘《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的祭祀书写内容与形式在小说史上都具有创新意义。从篇幅上说，有的祭祀场景如秦可卿与贾敬之祭葬，跨越章回，发展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情节单元；有的则点到为止，成为前后情节的映带与陪衬，起到气氛烘托之作用，例如“假凤泣虚凰”和“异兆发悲音”等。

从祭祀形式区分，小说祭祀场景又可作公私之分：有场景是国祭、家祭，故而形式颇为繁冗浩大，偏重仪式性描摹，透过仪式串联起众多小说人物在场景中的行为与活动；有的则显系私祭，甚至是合法性存疑的秘密祭祀，如黛玉“埋香冢”与瓜果祭、“暂撮土为香”、“假凤泣虚凰”和“杜撰芙蓉诔”等。

祭祀场景越私密，越能表现祭祀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及其与受祭者的情感交流，其间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是凸显人物风骨气质与呈现小说精神意脉必不可少的侧面。换言之，私祭与私情往往相关，公祭、家祭的对象父母兄弟，皆在礼法规约之内，而祭金钏儿、菂官、晴雯等，乃至祭美人与祭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在伦理规范内的“私情”，因此需要“私祭”。这便是“私祭”在小说中存在的合理性，也即宝玉口中的“私自的情理”。

前人关于《红楼梦》祭祀场景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贾府家祭、国祭仪式的满汉之争[1]，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讨《芙蓉女儿诔》的生成[2]。事实上，《红楼梦》中的私祭场景在空间之设置、时间之安排调度、祭祀者之设定，以及祭祀仪注与细节之构思等层面，都采用了不同于小说史传统祭祀场景描绘的深细笔墨。

结合乾嘉时代“仪礼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来观察小说，曹雪芹生命意识与艺术表达的特殊性，恰是前人研究尚不充分之所在。理应详加梳理与探究。

黄胄绘曹雪芹

一、“另立排场”：《红楼》私祭空间的设置与场景的成立

谈到《红楼梦》的私祭场景，空间是区隔私祭与公祭的首要因素。庙堂、家祠之类的场所显然不是私祭发生的场域，大观园中、荒野之外方才是私祭场景成立的合适空间。事实上，除去第四十三回宝玉撮土焚香祭奠金钏儿，小说中的私祭空间完全聚焦于大观园内。这显然与私祭主角《红楼》女儿的活动空间有关。因此，私祭空间不仅是私祭行为发生的处所，也影响了参与其中的人物关系与叙事氛围。关于私祭空间设置的合理性，小说第七十八回有一段宝玉私祭晴雯的内心独白，可称最佳注脚：

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要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3]

连环画《晴雯》

“世俗之奠礼”与宝玉私人之祭奠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前者必到“灵前祭吊”，而宝玉却是“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欲在“芙蓉前一祭”。

宝玉祭晴雯，其要义有二：其一是“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也即内容方面突出祭祀用心之真诚；二是“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也即祭祀形式方面突出标新立异，新颖别致。

前者与先秦以降直至明清时代儒家祭祀礼仪之规约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红楼梦》小说所着力凸显之处。可以说，小说中宝玉私祭晴雯，不再是一种纯粹仪式化的对逝者的追怀，而成为了熨帖晴雯品格，见证自己与晴雯关系的一种文化活动。

细致辨析，宝玉判定祭奠好坏的标准是发心是否“诚敬”，场景能否“别致”。从表面上看，他是从儒家经典《左传·隐公三年》中找到了依据：心怀虔敬，坑中积水与野生水草也可以奉献王公、献祭鬼神。

但实质上，小说中所描绘的宝玉对祭奠形式之追求，已悄然与清代儒者所探究的以经典仪注为主的丧礼产生了些许不同[4]。换言之，小说叙述者在清代公共祭仪日趋规范化的文化氛围中，特意辟出一片诗意空间，为私祭描写找到了伦理支撑，也为人物情感提供了场域依托。

值得瞩目的是，古典小说中祭祀场景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祭祀场景由公共而私人的切换，既蕴含着叙事者空间设计的匠心，也显现出世情小说祭祀叙事艺术层累的特质。《金瓶梅词话》描摹了大量的祭祀场景，数量与质量皆不逊色于后来的《红楼梦》，然而在私祭场景的营造方面，后者显然更进一步。

《李瓶儿梦诉幽情》

《金瓶梅词话》中较为明显的私祭是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夜晚追怀李瓶儿的场景：叙述者选择在李瓶儿二七祭仪结束后的晚上，安排西门庆“不忍遽舍，晚夕还来李瓶儿房中要伴灵宿歇”。“长吁短叹”，睹物思人，叙述自然而然地将场景由公祭切换为私祭。

西门庆夜半的“大哭不止”与日间的“行如在之礼”，可以说都发自内心，使得“丫鬟、养娘都忍不住掩泪而哭”[5]便是明证。

以私祭为视角考察明末清初的世情题材章回小说，会观察到两种有趣现象：

其一，以《醒世姻缘传》为代表，在公共祭祀场景中寄寓特定的私人情感，往往具有讽刺效果。例如小说第四十一回“陈哥思妓哭亡师”[6]场景，然而终无法摆脱公共祭祀场景书写框架，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滑稽场景，在情感映射方面反不如《金瓶梅》；其二，以《林兰香》为代表，在闺阁家常中涉及私祭所需“淡妆素服”等一应礼俗用品，例如第十八回燕梦卿与香儿、彩云等的交谈话语[7]，但尚未发展出系统性充任情节功能的私祭场景。

申报馆刊本《林兰香》

相较之下，《红楼梦》丰富和发展了《金瓶梅词话》中的私祭场景，不仅创设出私祭空间，供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乃至小人物藕官表现在公共场合不便呈现的性情与气质，而且在公私场景切换的接榫处，也能够体现伏笔照应的映带之致，用戚序本脂砚斋的批评话语表述就是“春云吐岫”[8]。

第五十八回戚序本回前总评曰：“用清明烧纸徐徐引入园内烧纸，较之前文用燕窝隔回照应，别有草蛇灰线之趣，令人不觉。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云吐岫。”“怪蛇出水”“春云吐岫”，皆言伏笔照应之妙。

照应存在的逻辑基础是相似性，然而文本功能却是有差异的。隔回照应的“怪蛇出水”看似突兀，实则令读者恍然之间觉察到情节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建立起照应关系，其叙事目的在于凸显异中之同；而“春云”与“岫”之间是前者映带出后者，二者间的逻辑关联是时常同步出现的两个性质不同的个体，则是同中显异。

因此，清明烧纸与园内烧纸看似同为烧纸，实则因空间迥异，所呈现之人物关系与叙事所指亦皆有不同。若以影视手法相类比，《金瓶梅词话》的表现手法是自然主义的纪实之作，而《红楼梦》则更倾向于表现精心剪辑的艺术时空。

《红楼梦》私祭空间设置在环境方面有着清晰规划安排，大体可以分为园内空间与郊野空间两类，园内空间占绝对多数。林黛玉的“埋香冢”（第二十七回）和瓜果祭（第六十四回）、藕官的“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第五十八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七十八回）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内，属于前者；而贾宝玉的“不了情暂撮土为香”（第四十三回）属于发生在郊野空间的私祭活动。

戴敦邦绘《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严格意义上说，私祭空间设置于园内还是园外，主要取决于叙事者对人物关系的调度与安排。大观园中之姐妹难以出园，表达私下情感的处所自然设置在园内较为隐蔽的角落；而贾宝玉是相对的自由身，兼之九月初二这日是凤姐生日，园内人多眼杂，他心里惦记着祭奠金钏儿，叙事者安排在城外水仙庵也是合乎情理的叙事调度。

小说私祭空间的叙述顺序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不妨以小说第五十八回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叙老太妃薨逝，贾府上下有品级的都“入朝随祭”；其次写清明节“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再次才写到“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这一情节。

可以说，祭祀老太妃渲染了祭祀的氛围，点名清明节令，既为藕官烧纸提供了合乎情理的因由，也制造了贾府中主子们外出，单留养病的宝玉成为触发这一情节的人物。大观园中女儿世界发生的奇情奇事，必须有合适的空间环境加以安顿。惟此，方能显藕官之痴情、宝玉之熨帖、夏婆子之狐假虎威，乃至大观园中生态环境之恶化。

这其实也为后面十二官与这些老婆子的矛盾进一步爆发，乃至十二官从大观园中驱逐都埋下伏线。同时，藕官的烧纸祭奠也与宝玉黛玉等人的私祭构成意旨上的勾连和照应，并形成了人物设置上的某种镜像效果。

许立绘藕官与药官

不仅如此，如果细读“春云出岫”的私祭场景，我们还会发现空间确立的要素中不仅有照应之处，也需要照应之物。

换言之，不仅从清明烧纸到园内烧纸的时空转换颇为紧要，园内因烧纸而惊起的雀儿也是接续故事的重要功能性物象[9]：从宝玉寻思“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到“正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场景的微观过渡十分自然，确乎能吓宝玉一大跳。

同样属于前后照应的是宝玉为藕官想出的第二个理由：“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儿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原不许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见了。我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

自然勾连起之前叙述的宝玉生病情节，以藕官私自烧纸的罪行赋予了给杏花神烧纸、保佑宝玉的公义性质，可见宝玉在女儿们面前的长于辞令。

同时，杏花意象也非常重要。民国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曾评论道：“杏花开谢，宝玉见了本自伤感，此时又有鸟啼。似宝玉之为人，又何能不增伤心，此处写宝玉之痴呆，文情曲折，令人读之亦当生无限感想。由此又引出藕官烧纸钱，似宝玉之多情人，如何能不护庇。”[10]

《红楼梦》叙事之妙处甚多，其中之一妙在前后映带，左右勾连。环境触发宝玉之呆想，增宝玉之伤心，进而引出护庇藕官，事出突然，却又合乎情理。

谢崇山绘《藕官烧纸》

另外，私祭场景设置的根源是作为祭祀仪式的烧纸行为具有明面上的火灾隐患和潜在的死亡恐惧意味。

第五十八回宝玉看到的藕官私祭场景是：“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他当下的反应是询问：“你与谁烧纸钱？快不要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姓名，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

说明这个私自祭祀烧纸的场景，在宝玉看来，也并非合情合理之举。烧纸场景是人世间与阴间亡灵沟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其阴森恐怖的象征意味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私自祭祀，还不敢明言祭祀对象，这在夏婆子等大观园中的保守势力看来，就更有几份巫蛊诅咒意味，宝玉身体尚未痊愈，藕官行为自然便成为了大逆不道之举。

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有理由为此事愤怒的宝玉却成为了藕官私祭僵局的打破者。这个场景直到结束也没有出现藕官祭祀的对象，她只是将获知真相的线索告知看了宝玉，引起读者兴趣。王伯沆评曰：“始终不说出，文最有味”[11]。

赵成伟绘藕官

烧纸结束后，宝玉也明白了几分，便问他：“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私自的情理”成为宝玉与藕官共同的秘密，也是后续情节展开的充分叙事动力。如果以空间设置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论，“私自的情理”是区分祭祀场景公共性还是个人性的突出指标，也是私祭场景在《红楼梦》中赖以成立的标志。

二、“无可奈何之日”：私祭时间调度与情节安排

如果将空间因素作为私祭的首要考察内容，《红楼梦》私祭的时间设置则紧随其后。细味小说，其私祭时间调度可依据叙事功能区分为季节时令与晨昏设定，前者涉及私祭叙事的整体氛围与意境营造，后者则与私祭场景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安排有关，皆是叙事者精心谋篇布局之心得，不可粗粗放过。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季节时令与私祭的氛围意境之关系。《红楼梦》前八十回中之私祭恰好都设置在春、秋两季，在情感构思上暗合了中国人“春秋荐其时食”的祭祀传统和伤春悲秋的文学传统。

换言之，小说叙述者借助了文学传统中春秋时序容易催动诗人感伤的抒情意象，构思出了黛玉葬花、秋荐瓜果、宝玉焚香、假凤泣虚凰等一系列经典场景。然而，细读之下便会发现，时序之设置也不全然拘泥于抒情传统，更多的是因时感伤，因人设祭，全凭叙述者之安排调度，时与事协，浑然天成。

邮票《黛玉葬花》

小说季节时令的“春”与“秋”，还应当具体分析。先看作为私祭叙事背景的春令。例如第二十八回言明黛玉的《葬花吟》作于“饯花之期”，而第五十八回藕官烧纸“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

春季在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中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既可以是“春和景明”的自然礼赞，也可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哀伤动人，还可以通过饯别花神，表达春景盛极必衰的哀愁，这些情绪在小说第二十八回场景描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说叙林黛玉“正是一腔无明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关于此段宝黛之间内心与环境之描摹，甲戌本脂砚斋评道：“不言炼句练字，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推求，悲伤感慨，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颦儿之知己，则实再有者。”[12]

此处，宝黛两位诗人之心，皆感时因事而生情，脂批的“想”就是设想之意。叙事者笔下的春景，其实与春情、春事融为一体。

刘旦宅绘黛玉葬花图

黛玉的私自祭葬落花，是她天然的悲楚敏感性情引发的必然举动，然而设置在春时的“饯花之期”，触发自对宝玉不开门的误会之后，才最能爆发出《葬花吟》中喷薄而出的力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慨叹也才有了坚实情感着落，不致显得空疏浮泛。可以说，“饯花”到葬花、祭花，既是小说中顺理成章的情感流转，也是象征着抒情主人公林黛玉与贾宝玉如春光般短暂的此世情缘。

再谈秋节时令与私祭场景设定之关联。第四十三回点名了“不了情暂撮土焚香”的故事发生在“九月初二日”，后一回又用补叙的手法交代了“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

然而此处叙述者对于秋令对人物心境之影响表现得不很突出，只在人物对话和叙事中提及“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顽的”“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等语，似乎没有对于节令的明确表述。当然，还有宝玉揣测黛玉的“七月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第六十四回）。

《红楼梦》集中体现秋节风物的是第七十八回的“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小说还用叙述语言与诔文赋体反复描摹此时此刻的时序：

前有“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后有诔文开篇处即点出三个时令：“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蓉桂竞芳”是三者题眼，多事之秋的隐喻将太平不易之年和无可奈何之日串联起来，为二者的“不易”和“无奈”提供了佐证。接着叙述者在诔文中也详尽摹状了“金天属节，白帝司时”的情境：

桐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销；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言皆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苔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鹦鹉犹呼；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

姚燮《红楼梦类索》

因此，姚燮在评点中将宝玉作诔文的确切时间系年于“甲寅年秋时事”[13]。秋令不仅是木芙蓉花绽放之时，象征晴雯之品格气质，而且也象征肃杀，暗喻着晴雯之死遭受到恶势力的摧残，而作为园中女儿保护神的贾宝玉在“春”时尚且能保护女儿们一时，凛“秋”一至，百花尽调，唯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唯一的结局。

无论“春”还是“秋”的季节时令，在《红楼梦》中的调度价值与象征意蕴同等重要，可以说《红楼梦》的叙述者继承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春秋代序”的叙事模式[14]，并将其扩展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谈完春秋时序与私祭场景之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晨昏设定一类微观时间设置方面《红楼梦》叙述者的别致用心。小说中贾府的日常作息，严格依据传统社会尤其是清代贵族阶层的作息制度，虽然也有例外，但基本上遵循着“早睡早起，饔飧二食，歇午为常例，逢节开夜宴”[15]的一套整饬规则。

即便是贾宝玉这位贵族公子，稍有不遵作息制度处，便会遭到林之孝家的一类家人仆妇的规训，警示他决不能学那起子“挑脚汉”。这也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何在贾府礼制约束的缝隙中生存的私祭场景有的发生在上午，有的发生在午后，也有的发生在夜晚，皆有其不得不如此设置的因由情理。

戴敦邦绘金钏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和第四十三回宝玉祭金钏儿都发生在上午，两者一内一外，正可对照。在葬花场景之前，叙述者交代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作饯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

中间虽然有与宝玉、宝钗等人的会面，但等宝玉想起一时不见黛玉而前去搜寻，因“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而想到花冢，伏在山坡上潜听完黛玉的《葬花吟》，到次回开篇二人方才“只见丫头来请吃饭”。

可见故事发生在早间；而第四十三回则更是言明：“天亮了，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颠下去了。”在水仙庵祭拜完金钏儿，宝玉主仆用了素菜才进城去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饭和菜，皆不是我们今天一日三餐意义上的午餐，而是饔飧二食中的饔食，也即在早上九、十点钟吃的早饭。

小说第五十八回叙藕官清明烧纸祭菂官，则是写明是宝玉“饭后发倦”，接受袭人建议，拄杖靸鞋，在园中所见，微观时间设置当在晌午时分。叙事者如此安排，从宝玉方面讲，是交代他因病未能外出随祭，袭人怕他病中“停食”，因此劝他园中逛逛。

宝玉的病，既是叙述者描写他不跟随外出，“往铁槛寺祭柩烧纸”的原因，也是描摹他饭后外出的充足叙事动力。

澳门邮票宝玉悟情

小说通过宝玉的限知视角，先见园中修竹栽花的众婆子，次与香菱、湘云等玩笑，最后要去看望林黛玉，走过沁芳桥一带，看到“绿叶成阴子满枝”，